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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賣崗位待了多年,是什么樣的體驗?(圖)
2022-08-30 00:00:28 歡樂點

“五一勞動節”前夕,中華全省副總會對全省春節勞動獎和全省工人先鋒號得獎者進行了嘉獎。騎手張堯在手機上見到了這條消息。他很激動,由于他待了多年的站點就遭到了嘉獎——上海德昌站是他的第二個“家”。

此次嘉獎在站點里掀起了一陣小波瀾。早在今年,這個站點就獲得“上海市工人先鋒號”的榮譽。而如今,站點又被評為“全國工人先鋒號”。這項評比嘉獎工作每年舉辦一次,由全省副總會頒授銅牌和證書。這意味著網約配送員、靈活就業人員的相關組織遭到了國家及社會的肯定。

今天就是勞動節了。

我們找到三位在配送崗位待了超過兩年的騎手,她們當中有仍然安守在最平凡崗位的騎手,也有通過這個職業實現階級躍升的小哥,更有通過轉崗實現事業與家庭平衡的女騎手。我們想聽聽她們的心聲:在外賣崗位待了多年,是哪些樣的體驗?

張堯:

7年“元老騎手”,

帶過上百名師父,

也是站長的師父

廣州疫情物資短缺的五月份,張堯騎著電動車、戴著黃頭盔、身著白色騎手服,徒步在嘉定區空曠的馬路上。疫情期間,一路上沒哪些人,時而遇見交警檢測護照。那幾天,張堯每晚能送六七十單,大部份是緊急訂單。

張堯33歲了,是廣州第一批美團騎手之一,見證了外賣服務逐步建立,還教會了上百名新人騎手怎么送外賣。站點的兄弟們,無論年紀大小,都喜歡喊他“師傅”。

1.北京的第一批騎手

前幾天我跑完單回去,在新村旁邊時被告知,有樓座出現陰性,會暫時封控,我就索性在家里歇息,陪妻子女兒,等解封再出去跑單。至今為止,我當外賣騎手早已有7年了。

7歲時,我跟隨父親從老家湖州來北京寶山區,父親是鐘點工,父親在街道做短工。長大后,我去了好幾個鞋廠,后來到了離家兩公里的內燃機廠,每月能掙六七千。后來由于鞋廠業務調動,我離職下來了,去試著跑配送。

2015年,美團外賣剛下來不久,我據說收入還不錯,每月有起薪,有低溫補助,送的東西太大、太重,或則距離太遠都有補助。那時,我的父親早已在北京念書了,我想要一份穩定的工作,就去筆試送外賣。

筆試的時侯,她們給我一些商鋪名、路名,讓我去找,考驗我的熟悉程度。我從小就在嘉定長大,又有配送經驗,順利過關,第二天就入職了。

美團如今是個很大的平臺,但在當時是很新的平臺。我是這個外賣平臺在北京的第一批騎手,沒人帶,只能自己積累經驗。后來單子漸漸增多,我的工作節奏也顯得充實上去,在午高峰取餐時有時會等單,我跟店家混熟后,就曉得她們做飯時長,接到單后就依照不同商家的出餐速率安排路線,這樣就不會浪費時間。

「張堯正在送外賣」

廣州節奏快,發展快,外賣也在快速發展。站點的騎手從兩三個,漸漸降低到200人,嘉定區本來只有一個站點,后來弄成了4個。

對騎手的管理也越來越人性化。

初期,假如騎手提前點送達,不管你是新人,還是老職工,都不符合規范。假如是新人,要是一不留神點錯,自信心沒了,不管怎樣勸,直接不干了。但后來,這個規則變了,新人騎手有兩三次免申述機會,萬一點錯,還可以進行減免。這讓好多新人放心跑單。

由于干得還不錯,領導讓我當站長,我沒去。我說做站長要協調更多事情,就沒時間照料家人了。

對我來說,家庭十分重要。

在內燃機廠打工的一年,女兒受孕,在家保胎,三天早晨打電話給我說要生了。我非常著急,想事假回去,但廠里不讓。鞋廠離家遠,我說不準假那就不做了。那時還沒有鐵路,我就坐大巴回來,趕赴診所早已是白天,小孩生下來了。那時我才曉得,兒子進產房前疼得暈過去了。我沒有陪在她身邊,更沮喪了。

自那之后,我就想該回去還是回去,每晚努力送單賺錢,下了班回去陪家人。也就在小組長這個崗位仍然干出來了。

如今,我家大小妞讀五年級,小小妞讀一年級。我每晚7點早起,燒午飯,再送孩子念書。送完回去外賣送,衣物晾晾,地掃掃,就去站點復工。午高峰過后還可以回去喝水,休息1小時,3點多出去跑單。到了夜晚,就順路去接小妞們下班。

好多年前我在老家買了房,如今每月還幾千塊的貸款,壓力不算很大。主要是心安,曉得自己有一套房屋。

2.“小組長也有小組長的使命,把所學全給新人騎手”

做外賣有7年了,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救了一個迷路的小女孩。

這天早上七點多,正碰上晚高峰,車流量非常大,我在北京七巧國商圈送餐,忽然聽到一個小女孩仍然在轉悠。我自己也有孩子,會比較警覺,跟隨他走了將近1公里,發覺仍然沒有成年人在他身邊,覺得應當是迷路了。我趕快把小同學抱到街邊,之后請站長把訂單改派為由其他朋友協助,陪著小同學等半個多小時,總算等到他家人過來接走。

后來,站長把這件事上報到公司后,美團給我頒授了“模范騎手”,我收到了一個榮譽證書還有現金獎勵。這件事傳開了,那陣子家人同學在網上都聽到了我的新聞,我怪不好意思的。2019年1月,我深受約請,去上海的美團總部出席了“美團外賣騎手頒獎禮”。

我從來沒有出席過如此大的活動。我看到很多來自五湖四海的和我一樣穿著黑色騎手服的兄弟。當時的主題是“城市新青年”,我認識了好多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同事。我們相見恨晚,拼了一輛車,跑去爬長城。

「工齡7年的張堯帶過100多個“騎手師父”」

雖然我仍然是小組長,而且我認為很充實。我非常喜歡帶新人,將所學分享給他人,看她們一點點進步,我很有成就感。

我會把店家的電話列個表,標出什么店家出餐快,什么店家出餐慢,讓新人記熟,她們可以優先送出餐快的。

還有一些是你在這片地區待久了就會曉得的事情。我們的配送范圍內有幾個聾啞人,有的人點外賣會備注自己是“聾啞人”,但大多數會忘掉備注。我就專門告訴新人,哪幾個新村有殘障人,你必需要送到旁邊,發郵件給她們,寫清楚,不要打電話。

如今站點85個人,有二三十個都是我師父,站長也是我的師父,他早已待了五十年。我帶過的師父有上千人。她們都喊我師父。

我認為我是“耐力型選手”,不會要求自己太拼,但每一單都要做好。有的人送外賣這個月多,下個月少,但我這個月跑1000多單,下個月、下下個月也一樣,很平穩。

我想仍然送外賣。老了以后,回到老家,在自己靠淚水換來的房屋里過日子,平日釣垂釣,做飯給兒子吃。我有一道拿手菜,把老家的小魚,腌一腌,煎酥,灑點紅酒,弄點湯、和點面,在鍋邊攤成餅。我們管它叫“小魚燒餅”。

孔維鵬:

進擊的“95后”,

5年升5級

4月上旬,孔維鵬正在站點筆試一名騎手。幾個月前,他剛升任“城市總監”,被派到北京,來這兒開拓新站點,既要招騎手,又管理站長。每次筆試騎手,孔維鵬就會給她們出一道題:發一個定位,考察候選人能夠熟練使用導航系統,在規定時間內找到正確位置。

與張堯7年固守一個崗位不同,1997年出生的孔維鵬一路從騎手、站長助理、站長、運營主管、城市總監,一步一個臺階,在不同層級的管理崗位鍛練。他發覺,每一次晉升,他要思索的層次總會轉變。他很享受這些不斷挑戰新知的過程。

1.“當了騎手后,學會了‘復盤’”

我中學結業后就出去打工,年青的時侯貪玩,最夸張的時侯在網咖待了一周。后來去給人打下手,又到建筑工地干活,甚至做小生意,但仍然認為沒哪些前途,也找不到熱愛的覺得。

2017年,一個在送外賣的同事介紹我來干這個。那時,外賣還算個新的行業,我想早已荒廢了好多年了,能不能闖一闖?我有個名言,沒有做不了的事,只有你想不想做,就成了上海國貿站的一名外賣小哥。

當時是站長帶我,他如同老師,常常教我各類知識。例如他整理數據,用excel表,我學歷不高,不懂這個,他就手把手教我。我晚上送外賣,下午回站點就找數據、套用公式,來算各類模型。那時,我還從他那學到了“復盤”這個詞,曉得了每晚要對今天的工作進行總結剖析,這樣第二天的工作能做得更好。反正,總能學點新東西,總認為還可以更進一步。

三天,站長跟我聊,想讓我從助理做起,試試新轉變。老實說,一開始我有點遲疑,薪水比當騎手少了三四千塊錢,可我又很想挑戰自己。我考慮了一周,答應了。

成為助理后,我接觸到了和騎手完全不同的視角,關注的不再是一個騎手送了多少單,而是整個站點的業務數據,甚至細化到每位騎手的異常單量和用戶評價,例如那個騎手狀態不對勁,那個騎手開始逆襲……

要做好這件事,培訓騎手就很重要。我也發覺,培訓并不是把你想要說的話直接塞給人家,得動腦筋。我的辦法就是用畫面,把重點直接展示給騎手。

我制做培訓講義,放上騎手App的訂單截圖,把取、送的操作步驟都放起來,展示給沒有送餐經驗的新人;等新人跑了兩一天,我再進行第二次培訓,幫她們歸類,像烤肉披薩、魚香肉片套餐等快餐類出餐速率快,為取餐次序提供參考。

助理干得挺好,領導聽到了我的進步,提拔我成為站長。

「孔維鵬現在時廣州城市總監,正在當地開拓外賣站點的業務」

這下,我看事情的角度真的全變了,要會統籌全局。拿“盯系統”來說,到了冬天,有惡劣天氣,騎手送單會遇到困難,客人下單,騎手不夠,三四個騎手要跑三十多個訂單。我就要在后臺為前方的騎手進行協調,有的騎手到店后取不到貨,我就想辦法聯系店家或協調其他騎手來幫忙,把站點最后一個訂單送完,也到半夜三四點了。

更讓我有全局視角的是“優化區域”。

有一年,我調到一個靠近東四環的站點,那附近有一座橋、地下通道,配送難度大,站點的訂單量仍然上不去。我就和領導討論,調整這個站點的范圍。我圍著這個片區走路,拿著量尺量,再估算路人人數,發覺其中某塊地方人流量小,而沒有被劃撥進去的地區人流量大。我就做了一個優化方案,刪掉人流量小的地區,新增更合適的地區。最終公司來考察,認可了我的方案,重新調整了區域。這個站點的訂單量很快就起來了,從兩星站點躍升為四星站點。

不過在我心中,管理崗最大的作用在于“定人心”。這要從2019年末疫情爆發說起。

2.“打江山”

那一年,我成為西單站的站長。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新年期間我正在老家放假,四月初八,疫情的新聞鋪天蓋地,人心惴惴的。

站點有騎手駐防,我很想趕快趕回上海,但家里都反對。那會兒還沒有卡介苗,上海也有病例,你們都認為病毒十分可怕。但我想既然做這個工作,還有這么多兄弟在送單、值班,站長不第一時間趕回家,真對不住她們。

我堅持回廣州。我爸把我送到了周邊城區,那會兒由于防疫新政,車輛不能步入新鄉。我就掃了一輛共享自行車,一路騎了30多公里騎到列車站,趕回上海。

剛到那幾天,就碰上了口罩短缺的時侯。公司幫我協調到了口罩,但當時騎手分散在各處,疫情期間又不能集聚。我就騎上電動車,拿幾百個口罩,在后臺系統確認好騎手的位置,一個個去找,到了附近提早給他打電話,讓他等我幾分鐘,之后過去遞上口罩。

返京的決定是對的。那幾天能覺得到大家的心能安定出來,干活也不這么匆匆了,有哪些問題有人能一起商量。

2020年,我在站長這個崗位早已有三年多了,對各方面的管理都比較熟悉,我也開始思索自己還可以學哪些?

就在那時,領導給我打電話,讓我考慮再往上一級,試試“運營主管”。假如說站長是處理騎手的事,那主管看問題的角度和層次會更高一些。我下邊管5個站長,每晚要對站長進行考評,調動她們的管理能力。

去年2月份,我們要擴充上海的業務,領導讓我去北京兼任城市總監,把站點做上去。大家兒開玩笑說,這是在“打江山”。

我辦公的地方在老縣城河東區的一棟房子,附近就是北京廣播電視塔,當地人管它叫“天塔”。剛來那幾天,我不太習慣,在上海時常吃面,但在上海,大多是有婚宴才有面;北京的包子果子里常常放炸糕;當地人還喜歡喝面茶,吃撲克。

成為城市總監以后,要從各個方面對這一片區負責。我是從站長做上去,曉得站長工作不容易,會和她們一起筆試騎手,把原先筆試時常用的考評形式教給她們。我每天都在尋思怎么布局、規劃,把這個站點從零做起。

我也更懂得了“立規矩”的重要性。

我的方法是讓騎手、站長、主管等都曉得我的原則。騎手App上有個“微笑行動”,查證是否騎手本人。我碰見過一名騎手,“微笑行動”的考評沒通過,被封號一個月,他卻想私下里“解決”,連著一個月每晚晚上在我辦公室旁邊放東西。我就每晚喊他過來取走,實在拿不走的就在開會的時侯發給所有人。這樣,之后你們都曉得這個地方的規矩和風格。

對我來說,這個行業可以學到的東西十分多。5年了,好多東西我也沒有完全學好,甚至我認為,不可能百分之百學完,只能試著學到更多。從一開始帶幾十個人,到后來管理500人,這種經驗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深深刻到腦袋里的東西是我人生最大的收獲。

茍少華:

想安定的時侯,

成了一名安全員

下午9點多,在成都的一個站點,茍少華打開手機App,檢測煙感系統是否正常運行。之后她又到騎手餐箱前,確認是否進行了消毒,以及滅火器的壓力夠不夠……

她現今是是一名配送站點的安全員,日常工作是檢測安全隱患,包括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疫情安全。年青時,她當過收銀員,開過男裝店,都以失敗告終。直至35歲,她成為一名女騎手,又從騎手到站長助理,到安全員,41歲的她在這個崗位收獲了自我價值。

1.“所有和安全相關的事兒,都和我相關”

我有兩個女兒。每晚晚上,我6點30分準時早起,叫老大早起,7點送她到中學。送完我就回去拾掇房屋,9點多開始從家到站點,打卡下班。

作為安全員,我的主要工作是檢測重慶6個站點的安全隱患,宣導安全事項。

「作為安全員,茍少華正在為騎手復查頭盔是否配戴確切」

我的工作內容幾乎都和“安全”相關。復工第一件事就是在后臺確認各個站點有沒有遞交早會記錄,每周抽查一個站點,到現場看她們怎么舉行早會,以及有沒有地方須要整改。疫情暴發以來,防疫安全也顯得很重要。我要看她們站點如何消毒、騎手餐箱是否消毒等。假如有不合規的人員或細節,就要告訴站長,讓站長配合我的工作,督促這種騎手趕快調整。

還有一些重要的環節。例如煙感器。辦公的地方不容許抽煙,在站點,每30平米會安裝一個煙感器,一旦監測到煙味,煙感器都會報案。

要把安全員的工作做好,之前送外賣的經歷太重要了。

2016年7月,我成為一名美團騎手。當時,我是隊里惟一一個女騎手。我方向感比較差,一開始分不清西北東南,我就漸漸學,找到了規律。我送單厲害,很負責任,一個月能掙七八千。

「茍少華當騎手時」

當騎手確實辛苦,也確實有收獲,送一單掙一單,多勞多得。多年前重慶發生水災,當時我們幾個騎手每人手上都有好幾單,有人每送兩個單子就摔一跤,我也不例外,走在雪地上腳滑,摔得半個臀部疼,一盒地瓜粉送了3個小時才送到客戶手上。

其實,嬌弱的人是當不好騎手的。

2.“大姐大”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商場收銀員。規矩多,得穿長靴鞋,一站8小時,我不喜歡,每月1100元薪水,領到手只有幾百塊,干了半年我就走了。后來換了好多份工作,我這人性愈發向直率,做好多工作很容易成為“大姐大”。以前在一個團隊,有個50多歲的成員,喊我“茍總”,對我點頭、跟我握手。

2008年我離婚了,同年生了老大。我有個創業夢。受孕時拿四萬塊錢開了一家男裝店,但地段不好,也沒經驗外賣送,八個月后賠得腳朝天。大兒子上幼兒園時,我又開了體彩站,經營了一年半,沒干下去,出售了。后來,我去家附近的布簾城下班,跟老總娘處的跟自家姊妹一樣。我業績做得挺好,而且薪資不高,一個月賣20萬的貨,才給我4000塊。

我弟弟也很內向,喜歡在外邊跑位,就去應聘送外賣了。那會兒,外賣在重慶還挺新的,你們對騎手行業還比較陌生,女騎手就更稀少了。但她很爭氣,跑了一個月,就升為助理,后來成為站長。她建議我到她的站點送外賣,我才有機會成為一名女騎手。

斷斷續續跑了3年,我皮膚挺白的一人兒,曬得黑不溜秋。快40歲的時侯,又有兩個兒子,不想在外邊折騰了,就在這詮釋吧。

2020年12月15日,我成為站長助理,大多時間都在辦公室。我成了一個協調者,在騎手、商家、顧客之間調處,宗旨就是要把訂單完成。

騎手碰到緊急情況時,要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處理。最常見的就是騎手送錯餐了,一模一樣的餐,而且單號不一樣,地址不一樣。假如那會兒是高峰期,我就幫他送;有時騎手的電動車忽然壞了,我就開車帶著他,把訂單處理完。

有時侯,騎手會碰到客戶投訴。有的騎手不善措辭,我就幫忙解釋。時常遇見不講道理的客人,真的是把電話領到一邊,深吸一口氣,再繼續來。忙上去時,晚上進辦公室,低著頭下來天早已黑了。

騎手十分依賴我,她們都喊我“姐”,說我像保姆,遇見哪些問題都找我。

后來,公司有一個安全員的轉崗計劃,領導認為我悉心,問我的意見,我很樂意。老大去年上初二了,她是體育特長生,踢橄欖球的,每天下午5點鐘下班后要到球場訓練,假期要跨區打賽事,曾經只能讓她自己搭車,她還小,我比較害怕。

由于安全員的工作性質,這個崗位有一定的靈活性,可以把主要工作安排在每月15日之前。前半月的我真是風風火火。到了下半月,工作節奏就比較慢,有充足的休閑時間。所以,轉崗以后,我有時間開車送她去大賽了,路上能夠常和她聊天。

大多人曉得外賣,但不太了解這個行業里還有“安全員”這個崗位。每一次向他人做自我介紹,我會說:“我叫茍少華,是一名杭州的安全員。”每次說完,我都倍感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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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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