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大博士后為做研究送半年外賣”一事成為網路熱點。
上海學院社會學系博雅博士后陳龍為完成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在2018年體驗了5個半月的外賣騎手勞動過程。陳龍在媒體發文自述了近半年做騎手的經歷。
按照陳龍對媒體自述，2018年大學外賣平臺，他為了完成博士論文，加入了上海中關村的一家外賣騎手團隊，花了5個半月時間進行田野調查，每晚送外賣，體驗騎手的勞動過程。他好奇的是，幾十萬騎手怎樣在全省各個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亂卻能做到井然有序。他的論文成果將在明年出版，他的所有調查一直圍繞社會學中的一個核心命題：資本怎樣控制勞動者，而勞動者又是怎樣反抗的？
記者5月9日通過中國知網查詢發覺，陳龍的論文《“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已于近日發表在刊物《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6期上。陳龍在摘要部份表示：“沿著馬克思技術控制的思路，本文從組織技術和科學技術視角對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進行研究。”
通過自身經驗，陳龍強調：“一方面大學外賣平臺，經過平臺公司對控制權的重新分配，平臺系統與消費者代替了平臺公司對騎手進行管理。平臺公司看似舍棄了對騎手的直接控制，實則淡化了雇主責任；老娘沖突也被相應地轉嫁到平臺系統與消費者之間。另一方面，“數字控制”從實體的機器、計算機設備升級為虛擬的軟件和數據，平臺系統通過潛移默化地搜集、分析騎手數據并將數據結果反作用于騎手而使勞動秩序成為可能。”
陳龍覺得：“數字控制除了消弱著騎手的反抗意愿，蠶食著她們發揮自主性的空間，還使她們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對自身的管理過程中。數字控制還表明，資本控制手段除了正從極權轉向霸權，并且正從實體轉向虛擬。”
記者注意到，陳龍在論文中多處以自己送外賣的經驗為例，剖析了外賣平臺系統所存在的問題。
比如，陳龍的論文在“‘數字控制’下的騎手自主性”一節中引用了自己在所在外賣團隊的微信聊天群中見到的一段對話：
論文截圖
陳龍解釋：騎手口中的“報備”指的是，在配送工作因飯店出餐慢而被延誤時，騎手可以通過“報備”延長送餐時間。“掛單”則是騎手在經年累月地送餐過程中“發明”的一種才能多跑單的策略。原則上，騎手接單之后應當立刻趕赴飯店取餐。并且，在騎手向平臺系統反饋“確認取餐”之前，平臺系統假如接到相同去向的新訂單，會將新的訂單派給同一騎手。是否會有這樣的訂單完全取決于運氣，因而騎手就通過“掛單”即拖著不向平臺系統反饋“確認取餐”的形式來碰運氣。“掛單”實際上是以延誤送餐時間來換取更多訂單的策略。并且，當騎手既想“掛單”又不想由于“掛單”而延誤送餐時間時，填補“掛單”造成的時間損失便成了擺在騎手面前的首要問題。
他在論文手指出：相應地可以延長送餐時間的方式就是“報備”，并且“報備”需要滿足三個前提條件：第一，騎手在飯店附近；第二，騎手到店已超過5分鐘；第三，飯店沒有在預計時間出餐。對于經驗豐富的騎手來說，滿足“報備”的前提條件是很容易的。首先，騎手等單的地方與大部份酒樓間的直線距離均在500米以內（“餐廳附近”的要求就是直線距離在500米以內）；其次，因為在500米以內，所以騎手在原地就可以點擊“確認到店”，這樣在原地“掛單”的同時就滿足了到店超過5分鐘的要求；最后，在忙亂中，雖然飯店早已出餐，騎手也仍然可以咬定飯店沒有在預計時間內出餐或則找不到訂單。最終，騎手通過“報備”前一訂單即假稱是飯店出餐慢而不是自己“掛單”造成送餐延誤，就可以延長前一訂單的送餐時間。
在論文的最后，陳龍覺得：雖然平臺系統用于管理騎手的數據是客觀的，但其背后存在利益導向。技術不管再怎樣飛越，本質上仍然服務于資本。而對技術神話的盲目推崇經常讓我們放松對幕后操作的提防。因而，我們應當見到，平臺系統并非客觀中立的“管理者”，“數字控制”的背后存在著資本操縱的身影。假如說社交媒體、購物網站的內容會依照受眾的偏好和習慣進行因人而異地推送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這么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互聯網平臺公司正將她們搜集來的數據運用到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管理中。
陳龍寫道：隨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類互聯網平臺包圍，無論消費者還是勞動者，要防止自己最終淪為互聯網平臺下的“數字難民”，就必須見到數據潛在的陰郁面，當心技術背后的資本操縱，通過反省、批判和行動聲討平臺公司的數據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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