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崔碩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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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又重回，她們在騎手崗位來來去去，在川流不息的生活中逐浪，目前能捉住的，雖然只有這一葉孤舟。
“我對提高外賣員學歷的活動感興趣呀，但我要賺錢養家糊口，沒時間啊。”在上海做騎手的莊哥說。他計劃湊錢回四川老家開小吃外賣店面——這也是他目前最了解的領域。但每年二三十億元的房租并不低，要湊錢，收入相對較高的騎手職業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莊哥兜兜轉轉已做了十年騎手，每晚繁忙奔忙，無瑕思索或參與別的事情，雖然與將來的職業發展有關。
不少騎手同莊哥一樣，顛簸后想早日安定出來，過相對穩定的生活。但是，曾在上海西城區做騎手服務督查的社工何思齊發覺：“很多騎手表示不會常年從事這個職業，但畢竟他早已干了很長時間。”
據學者孫萍2020年的督查報告，66%的受訪騎手覺得做騎手不是一份可以持久的工作。孫萍將其稱為一種“過渡性”的勞動，“對個體勞動者起到了臨時性支撐的作用”。個體在生活碰到變數、需要暫時緩沖時選擇它，直至找到更好的工作。但“過渡”多久？騎手有沒有將來？有多少人能從“緩沖”中邁向更好的未來？當輿論持續聚焦騎手相對困窘的外在環境時，騎手個人內在的掙扎與摸索也應被關注。
▌成為騎手
2021年，我國外賣騎手已超過1300萬，其中近26%的人曾有過小微創業者或個體戶經歷。多篇報導反映：為還債、為謀生，近三年好多上海、上海的餐廳老總在關店后改行從事外賣工作。小城鎮同樣這么，30歲的顧姐是來自福建省泉州市的一位騎手，三個月前她還是故鄉小吃店的合伙店長，但上半年北京疫情使小吃店無法為繼，顧姐選擇跑專送。
選擇送外賣并不是顧姐一時盛行，她在經營小店時即有送單經驗。
2020年6月，她和妹妹決定在故鄉B鎮經營一家烤肉店，哥哥出資，顧姐炒面。計劃很周詳：校址選在B鎮中心街旁廣場的旁邊，有學生客源；疫情時抄底租店，房租實惠；他們還出席了小吃項目的專業培訓，雖然培訓項目非常敷衍，“培訓師只是把雞腿放進去炸，之后再撈下來看一下成色，并不告訴我們怎么把握具體時間”。作為姊妹倆的第一項事業，也是媽媽脫離十二年全職主婦生活的寄寓，小吃店終于開業了。但是，沒有想像中的人聲喧騰，小吃店經營不溫不火。
為了提升客戶的下單率，也為了降低個人收入，顧姐在今年9月開始嘗試店家配送，免除客戶配送費。小鎮不比一線城市，一個小時只有一單是常態，每晚只能掙三十元左右。顧姐堅持跑了3個月，直至春節。“過年我得體體面面地回去，不能讓同事曉得我去跑外賣。”面對親人的關心，姊妹倆會動怒把話題扯開。年過完了，店里的生意還是沒有好轉，顧姐只好繼續送外賣。
兩個月后，“餓了么”調整工資構架，顧姐為了多掙錢只好選擇有月薪的專送。月薪尚且吸引顧姐，但小吃店的生意又不能全交給弟弟。因此站長特意減短了顧姐的工時，她成為鎮上惟一負責配送早6:00-8:00外賣的騎手。她兼具騎手和生意是超負荷運轉，拖著疼痛的手臂回到店后，還要負責拾掇小吃店，到家盥洗完已是半夜。
筆者在上海走訪騎手時，也發覺不少騎手以前做過小本經營，疫情時收入低迷，決定改做收入高、工作時間相對靈活的騎手工作。33歲的陳大嬸來京之前在四川老家從事汽修工作，疫情開始后為降低收入兼職騎手，期間從別的騎手那兒了解到上海騎手工資很可觀。“在老家收入不行，我還有整個家要養活，學歷也不高，到哪都是打工，總之也送過外賣，到南京還不是一樣，干得來。”于是，今年夏收后他來上海開始做“餓了么”專送。
較低的年紀、學歷門檻，為想步入騎手行業的待業者敞開房門。在上海跑美團眾包的衡叔此前在同學的一家按摩店兼任按摩師，但疫情讓按摩店關門。縱有豐富的工作經驗，45歲的衡叔被年紀要求卡住，也不能回到之前工作過的面包店做配送或去中通做快件工作。思來想去，他加入了美團眾包，因此他花了很長時間，讓不再年青的身體適應外賣的高硬度室內作業。
▌離開，重回
“在城市里，跟隨訂單走，一年四季風吹日曬，保不準哪些時侯就累到不想再跑了。”陳大嬸發覺站點里熟悉的臉孔會一茬茬變化。專送辭職并非說走就走，要提早兩個月打報告能夠離開團隊。秋收季節是例外，跟站長臨時打聲招呼，就可以被批準。“秋收時回家，站長希望我們在老家多宣傳宣傳，拉同鄉一起返京跑外賣。”
與陳大嬸一起進京的年青人，堅持了兩個月眾包就辭職了。上海的冬天，朔風一吹，雖然裹得嚴實也凍得哆發冷嗦，即便送單要頂風加速搶時間。站點里的騎手大多租搬去西山附近，二人同住一間，人均每月租金七八百元，有些廉租房在冬天沒有供暖，一整天都冷得透骨。“我有小孩上中學，須要多掙錢，冬天騎手飛走得多，我的單也會多，她們年青點的忍不了。”為了節日提成獎勵，陳大嬸今年還選擇留京春節。等天氣回暖，又有新的騎手補充進站點，有些在冬天離開的，會在秋天選擇回去。
來自廣東的23歲男子小李，如今是站點的單王。早晨走訪時（上海的外賣騎手通常10點開始工作，11：00至13:00、17:00至20:00是繁忙期，其余時間相對悠閑），魁梧勻稱的他仍時常刷新平臺信息。2015年中學結業后，小李與兩位朋友來上海從事外賣騎手。“一個干了1個月，一個干了1年半，都是由于嫌累。”小李在一年半的時侯和朋友一起回老家，然而回去后發覺也就面點師、汽修的工作可供選擇，他又獨自回到上海做騎手，“當時月入輕松過萬，準備干著攢湊錢”，沒想到就堅持了7年。
沒有計劃做全職騎手的顧姐，在今年堅持兼職“餓了么”專送數月后，把心一橫，辭掉騎手工作，全身心投入小吃店。她和妹妹尋思了烤冷面、小烤肉等更多面食種類，小店的生意也開始好轉。眼看稍有起色，他們遇上了北京3月末的疫情擴散。某日夜里睡醒后，顧姐所在的A鎮和B鎮間的公路被封了，她只能呆在家中，小吃店的客流量也跌至冰點。雖然此前就有考慮把店轉掉，此次姊妹倆才下定決心在租金4月到期后舍棄續租。“熬不住了，再想堅持也堅持不下去。”
整個八月，顧姐宅在家中，渾渾噩噩。但生活總要繼續，思前想后，顧姐決定重回騎手崗位，“總不能始終呆在家里，先騎著瞧瞧唄。”
▲顧姐B站視頻截圖
顧姐選擇了美團專送，每晚要跑12個鐘頭。頭天出來，顧姐四肢麻木，取外賣、下走道都是一級一級地前腳下、后腳掌上。副職的工作硬度遠超兼職，這還是沒有爆單（好多外賣單在同一時間集中出現）、相對悠閑的情況。第二天早上，在顧姐關掉外賣派單系統時，平臺數據顯示顧姐送了34單，這個單量在上海連排名榜的影子都見不到，上海的單王起碼要80單，但在B鎮，她是團隊當日的單王。
作為專送騎手，每月跑夠900單后顧姐可以獲得月薪1800元，每單的單價是4.5元，她6月的薪資5000元出頭——這在B鎮是很不錯的薪水水平，令顧姐吃驚。
離開又重回，不同的個人依據自己的現實境況和經濟狀況，在騎手崗位來來去去。騎手的生活狀態是流動的，職業身分也是流動的。個人在川流不息的生活中逐浪，她們能抓牢的只有騎手職業這一葉孤舟。
▌選擇被粘住
假如說第一次做騎手，有好奇和嘗試的沖動，再一次回到騎手崗位，卻往往是由于無可選擇。
宅在家的六月里，顧姐也曾考慮過接出來的工作。以她過去在房地產公司當過出納和會計的經歷，在城鎮找份文職工作并不算難；但不僅租房開支，大專學歷導致的潛在升職困局也讓顧姐倍感憂慮。職高結業時她出席的是對口中考——可以學習定向專業的學歷考試。顧姐也考上了本科，但她沒有去。考上本科、本科卻沒有讀，這在同級生中并不稀少。談起此事，顧姐懊悔不已：“可能當時眼界小，只想著當下我開心、我快樂就可以了。”而找份附近鞋廠里打螺母的工作，這些選擇更早早被顧姐排除掉。她覺得見識了城市的多彩，不想被拴在鞋廠里生活。“進廠會把你固定在一個很小的范圍里。”
害怕被“拴住”，也是小李的疑慮。小李告訴筆者，做騎手7年，他不喝酒、不飲酒，如今每晚把固定開支控制在80元外賣管理系統，一年到頭可以攢10億元左右。小李早已在老家買了房，但并不想回家。“回老家就要被催婚，在老家我能做的工作也只是開個店，每天都固定在哪里。”在“繼續做騎手”還是“回家”的問題上，小李的同學與他達成了共識。作為當初的流動兒童，他的同學還有著兒時多地就學的經歷，對“老家”的概念更模糊，很適應騎手的生活狀態。
關于“自由”的工作狀態，已多有報導和研究強調，這些“自由”是平臺勞動提供的“虛假自由”，“騎手困在系統中”。從騎手的角度，她們會縱向對比步入門檻相像的制造業流水線。2021年外送江湖勇士聯盟舵主在接受專訪談論對自由的理解時說：“（對比在廣州流水線的工作經歷）只要把訂單完成，其他時間愛干嘛干嘛去。并且在鞋廠上面不是這樣，這個任務完成了，若果上級看見你在這站著不動不干活，他就總會給你找點事情干。”他們看重即時自由的體會，在悠閑的工作時段仍能體會對生活節奏的把握，例如顧姐工作之余，會在短視頻平臺上傳自己騎手工作時的視頻，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生活。
一些騎手嘗試跳出這份職業，但兜兜轉轉又回去，也反映出她們目標感和規劃能力的缺位。學者孫萍嘗試解釋這些現象：“很多騎手一旦身陷到了零工經濟當中去，就很難再跳回到制造業或則其他行業當中去，相反他會粘在這個平臺上。并不是說粘在單一的APP上，而是他會在不同的平臺之間來回地跳，并且他會仍然在這種零工上面不穩定地活著。”
許多人在生活中頻繁擇業、再就業后，繼續選擇做騎手，是出于現階段這個行業收入高、變現快。雖然薪酬調整，“努努力拼一拼，月入過萬還是沒問題的，再不濟，七八千元一個月也是可以的。”在美團做樂跑騎手的莊哥說。（樂跑穩居眾包和專送的中間狀態，樂跑騎手專門處理路線短、單價低的短途單。）來錢快、不須要持續技能提高的行業特征，影響著她們的自我規劃，可能使騎手喪失繼續接受教育的動力，從而與這個行業越粘越緊。
▲關于兼職騎手的本員工作的統計?美團研究院《2020年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
據報告，兼職做騎手的群體中，不乏金融從業者、企業管理者等傳統認知里的白領人士。但是，這一類兼職騎手有專業技能兜底，要跳出這個職業更容易，她們自己也有更明確的目標，而常常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騎手在這個行業中被沖散。曾在上海督查外賣騎手行業的“一碗飯”（化名）在同盟主的交流中說：“這么多的年青人做外賣，只須要靠體力，不須要太多的一技之長，不須要多高的教育投入，這種年青人是如何來的？少數農村年青人上學院，完全跳出‘農門’，大多數出門去鞋廠打工、去城市送外賣，教育體制把她們給分開了。”
▌未來的階梯
2021年7月16日，國家八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中明晰提出“提升效能，優化勞動者權益保障服務”的建議：
“創新方法技巧，積極為各種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個性化職業介紹、職業指導、創業培訓等服務；構建適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模式，保障其平等享有培訓的權力......”
不少社區在探求舉措落地的形式，廣州市朝陽區民盟的學歷提高公益助學項目，可以為騎手提供5000元的獎學金（總雜費約為7000元），捐助優秀騎手攻讀國家認可的專科學歷（通常為貨運管理專業），但條件是騎手年紀不超過35歲，擁有中學、中專學歷；作為交換，還要參與“小巷管家”志愿服務，學習方法主要是網路自學。莊哥感興趣的就是這個項目，但也意識到，假如抽出時間每周按量聽網課、寫作業，要承受送單量收入降低的代價。
社工何思齊所在社區的青年匯服務項目在前期督查時，也尋問了騎手們技能提高的意愿。“普遍覺得提高的意義不大，或則是不曉得要提高哪些，覺得外賣騎手這個行業似乎沒啥可提高的，反倒對其他攝影之類的興趣班可能更有意愿。”
2020年外賣騎手即將以“網約配送員”名稱列入職業分類目錄，人社部也發布了《網約配送員國家職業技能標準》，促使外賣騎手職業發展規范化。平臺方面，“餓了么”在全省試點舉辦新就業技能提高培訓，美團也推出了“站長培養計劃”，在十多個城市試點。美團還與國家開放學院合作，為騎手提供全額獎學金，鼓勵其提高學歷。
但是，目前只有少數符合條件的騎手能攀上職業提高的階梯外賣管理系統，大多數騎手還要直面現實的壁壘，躊躇觀望。顧姐直言：“很多人就會問我，為何不去提高自己，但首先你得工作對不對？你工作就能掙到錢養活自己，工作之余再去提高。我如今只想糊口，先掙著，更重要的還是終生大事。”沒有時間，也沒有足夠多的經驗，對于未來職業規劃的想像完全依賴送餐時的見聞和成為騎手前的閱歷，她也不曉得那些有關職業、學歷提高的計劃。同時，騎手內部的上升渠道也很窄小，一個站只有一個站長。
一方面職業發展路徑窄小，另一方面騎手們還被映照在社會的職業歧視下。前不久，陜西寶雞作協會員馮開俊做專職騎手的新聞引起熱議，馮開俊表示：“有人說，外賣騎手就是一送飯的，我不那么覺得。這是一份得體的工作，首先是做好自己，要尊重別人。有一份得體的收入，支撐家庭，支撐自己的愛好，能夠幫到他人，很好。”然而，并不是每位人都能擁有騎手職業的價值感。筆者參與社區企劃的“兩新就業青年相親服務活動”走訪時，也了解到一般男騎手參與熱情較高，而少有從事其他服務行業的獨身男性青年樂意出席。
學者鄭少雄在論文《被注視與被忽略的“勞工神圣”——對外賣騎手研究的人類學比較與反省》中闡述，“個人和社會生命周期中困局的出現是不可預測的，窘境之下的選擇也不總是實踐理智的，個人及社會的掙扎和維持，也正是勞動者發揮主體能動性的關鍵節點，恰恰須要閾限型工作（意味著‘脆弱性’和‘非規范’）來提供兜底性的實踐空間。”過渡性職業身分有其必要性，同時騎手個體要面對著職業偏見的現況，而認知評價的改變是一條漫長的公路。他提出從學術角度介入，“要從局限在工人階級頭上的‘勞工問題’回到包括士農工商在內的‘勞工神圣’的整體性思路，勞工神圣意味著所有廣義勞動者都得以自主地實現蔡元培所說的‘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別人的事業’，哪怕僅僅是送出一份外賣。”
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將騎手作為過渡職業以后，渡往何處？每位人都是探求中的霧行者，學著做生活的艄公。小李準備繼續在上海城穿梭，雖然在這座城市里，他只熟悉站點所在的街區，“跑到不想跑了，再回老家開個汽修店吧”。顧姐繼續在鎮上送外賣，對于自己的事業沒有期盼過。她仍難忘一次在取完餐打算送出時，迎頭遇到高中朋友，朋友穿著紅色衣服，留著斗篷短發打算進店喝水。攀談完，顧姐在店外的電動車上不禁感嘆，人與人的差別在一進一出間漸漸被拉開。“不曉得對方如今從事哪些工作。她慵懶地在餐廳就餐，就讓我羨慕。”
封面圖來自新華網。
參考文獻：
[1]鄭少雄.被注視與被忽略的“勞工神圣”——對外賣騎手研究的人類學比較與反省[J].社會學(人大打印),2022,(第4期).
[2]結繩志：平臺內外的外送江湖勇士聯盟，
[3]稻菽千重浪：人的邏輯和算法的邏輯：孫萍、何思齊對談外賣騎手與平臺的關系，
[4]孫萍張仟煜蔣思雨雷婕妤李云帆.互聯網經濟下外賣行業勞動關系現況調查報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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