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須明白，這些人中大多數還沒有準備好被拔掉插頭，許多人深陷其中，毫無希望的依賴于這個系統，甚至會為了維護它奮起反抗。”
——黑客帝國 (1999)
“我們會在這兒，不是因為我們自由了。我們會在這兒，恰恰是因為我們并不自由。這無可逃避，也不必否認。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目的，我們就不會存在。是目的造就了我們，目的聯系著我們，目的牽引著我們、指引著我們、驅使著我們。是目的定義了我們，但目的也約束著我們。”
——黑客帝國2：重裝上陣 The (2003)
“你來到這里不是為了做出選擇，你早已選擇過了，所以才來到這里。”
——黑客帝國2：重裝上陣 The (2003)
外賣騎手、樂器演奏者與街拍達人
近日，連續三起新聞事件引起筆者關注。
首先是“人物”微信公眾號于9月8日推送的爆款長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
文章指出：近年來，外賣騎手的配送時間被逐漸壓縮。
以3公里距離為例，2016年的配送時限是1小時，2017年變成了45分鐘，2018年縮減為38分鐘。數據還顯示，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平均配送時限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
究其原因，要“歸功”于外賣企業研發的“實時智能配送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強大的AI智能算法限定了每名騎手的配送用時，并且不斷進行所謂的“優化”，但沒有將天氣、堵車、等待電梯等意外情況納入變量。
不僅如此，外賣企業還制定了一整套游戲規則，比如獎勵按時到達的騎手，毫不留情的懲罰超時者等等。在“算法”和“系統”的加持下，這些規則被前所未有的嚴格執行，使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外賣騎手宛如置身一場難以逃離的大型真人游戲。
顯而易見，這種基于現代科技的管理方式，一定程度上確實縮短了顧客等待的時間，更造就了外賣企業豐厚的利潤（根據“美團點評”今年第二季度財報顯示，營收達到247億人民幣，同比增長8.9%，其中凈利潤22億人民幣，同比增長95.5%。）。
與此同時，這也讓外賣騎手越來越疲于奔命。
為了不被差評、不被投訴、不被扣錢，甚至僅僅為了自己所在的配送站不在年末考核中排在區域內的后10%， 他們只能不停超速，不停違反交通規則，不停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最終導致外賣騎手成為高危職業。
文章列出了翔實的數據：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數據顯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賣騎手傷亡；同年，深圳3個月內外賣騎手傷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個月間查處騎手違法近萬次，事故196件，傷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個騎手因違法傷亡；2018年9月，廣州交警查處外賣騎手交通違法近2000宗，美團占一半，餓了么排第二。
第二起事件來源于“游戲研究社”9日在觀察者網 “風聞社區”發布的帖子《衣服少了，鋼琴會更好聽嗎？》
作者對傳說中已臻白熱化的B站音樂區競爭進行了實地考察，截取了部分具有一定視覺沖擊力的配圖以佐證“B站鋼琴區內卷嚴重”的言論，并以臺灣主Pan Piano和韓國主Leezy為例，描述了近段時間以來，即使在演奏鋼琴這樣一種高雅樂器時，演奏者們的穿著多少與視頻播放量是如何呈現著一種有趣的反比例關系。
在作者看來，這種經過反復對比驗證的極高的關聯度——尤其是與視頻平臺提供的收入的關聯度——直接影響了樂器演奏者們的選擇。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Pan兩三年前的作品。那時候的她一樣以二次元音樂為主題，但穿著打扮完全就是日常便裝，偶爾一次播放量上到幾十萬，不久又會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掉回來。
去年8月，Pan換上當紅連載動畫《鬼滅之刃》的cos服，視頻播放量一舉沖過200萬，然后她回歸便服風格，播放量隨之回到零零散散的幾萬。
欣賞也好，嘲諷也罷，總而言之，Pan決定了自己的方向，或者說，觀眾的喜好和白底黑字的播放數據決定了她的方向。
有人根據油管的平臺政策進行計算，預估Pan如今的月收入已經達到60~114萬臺幣。”
當然美團騎手系統派單破解，不僅是，有網友指出，根據B站2018年起推出的“創作激勵計劃”，一則視頻的播放量如果達到幾百萬，其up主可能會獲得上萬元的獎勵。
帖子末尾，作者犀利的總結道：“真正悲哀的地方在于，平臺的創作氛圍正在逼迫有才藝的創作者脫掉衣服，用身材招徠流量。”
第三起事件與之非常相似，標題是《太古里街拍再次尬出新高度，這倆小哥穿的啥？！》
文章描述了在北京三里屯、成都太古里等地標性街區，原先還算正常的短視頻街拍已經逐漸變味為“迷惑行為大賞”，其拍攝內容已遠非“浮夸”“幼稚”可以形容，為奪人眼球幾乎無所不用其極。
究其原因，文章寫道：
“而扛著長槍短炮的攝影師也承認，他們會利用街拍創造流量，以吸引廣告商。在一些視頻平臺上放上廣告鏈接，只要有人點開鏈接就會獲得提成。”
“一條看似漫不經心的街拍視頻的背后，基本上是一個20人團隊圍著網紅拍了三小時才選出來的，然后通過電商帶貨、打廣告，甚至賣號來實現變現。”
關于從業人數和獲利情況，文章也援引了權威媒體報道：
“據《錢江晚報》報道，2019年杭州專職的街拍攝影師已超過兩百人，從事模特行業的人群已多達數十萬。”
“一個剛畢業兩年的攝影師，一年收入可達30萬。因為街拍網紅視頻，有些服裝廠甚至可以馬上利潤增長30%，網紅本人能獲利多少可想而知。”
作者毫不留情的指出：“這種殺死所有尷尬癌的做作街拍，早就已經變成‘擺拍’，在商業化的推動下成為了變現工具。”
在后兩起事件中，商業化固然是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認，視頻平臺的算法與推送機制最大限度的拓寬了樂器演奏者們的受眾范圍，提高了街拍達人們帶貨變現的效率。某種程度上，算法是促使樂器演奏者們減少穿著和街拍達人們日益浮夸的重要推手。
更令人擔憂的是，外賣騎手們在“算法”和“系統”的逼迫下超速，甚至付出生命，演奏者們的穿著也在視頻平臺激勵政策的驅使下越發暴露——這是“血酬定律”和“色酬定律”在數字信息時代的無情再現。
筆者認為，這三起發生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新聞事件，共同宣告著一個被“算法”和“系統”驅動的新“摩登時代”正在逐漸到來。
新“摩登時代”
《摩登時代》（ Times）是一部由喜劇大師卓別林自導自演的無聲影片，攝制于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美國已經相繼完成兩次工業革命，逐步由農業社會過渡為工業社會，社會化大生產也取代了傳統的手工作坊，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
這一時期，工業化迅猛發展，資本主義也開始由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到壟斷階段，資本家和工人都需要獲取更多利潤和報酬，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便成為了雙方的共同選擇。
工業化生產的特殊之處在于，其過程的每個環節都可以被細化分解、量化考核，對工人的管理自然也要與之相適應，主要表現為注重管理的制度化、標準化、科學化，同時重視對工人的培訓，使之能夠最為準確快速的操作機器。“計件工資制”就是這一時期激勵工人的主要方式，同時也被視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手段。
然而，這一變革趨勢，使得人開始成為工業機器的附庸。
《摩登時代》中，主人公夏爾洛的遭遇絕佳的反映了這一現象。他在繁忙的流水線上機械的擰著螺絲帽，每天神經質的重復著同樣的工作，工廠老板卻還在不停的調快流水線的速度，夏爾洛只能強迫自己跟上機器的節奏，將自己固定在這一模式。（“”的詞根是“mode”，可譯為“模式”。可見“摩登”或許不意味著現代時尚，理解為“模式化的”更加貼切。）
同時，這一場景也是“機器對人的異化”這一主題的首次影像化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講，《摩登時代》是所有以“賽博朋克”為主題的科幻作品的老祖宗，《黑客帝國》《攻殼機動隊》等后世大熱的影片，在精神內核上都與其一脈相承。
可以發現，“調快流水線”與壓縮外賣騎手的配送時限，本質上完全一致，都是強行減少了工人（騎手）完成每件工作（配送）的時間，從而逼迫整條流水線上的工人（區域內所有騎手）以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務。區別是美團騎手系統派單破解，調快流水線的工廠老板被更加科學先進的“算法”和“系統”取代了。
同樣可以發現，視頻平臺按播放量提供激勵收入，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計件工資制”，或者說，是“計件工資制”在4G時代的體現（4G普及導致移動視頻行業爆發）。這種“計件”結果被平臺以折線圖或餅狀圖等形式加以呈現，使up主們對自身價值的實（變）現有了更為直觀的感受。
令人不安的是，如果說在工業化時代，“機器對人的異化”還受到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等條件的限制，那么在如今的信息化時代，這一過程則無時無處不在發生。
首先，在空間上，“算法”與“系統”借助移動互聯網和各類智能終端的廣泛普及，將觸角伸向了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這使“機器對人的異化”突破了工廠圍墻的限制，遍布于人類生活的每個角落。
其次，在時間上，“算法”與“系統”寄身于各類app，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興趣愛好緊密綁定，使人們不再像夏爾洛那樣，僅僅在上班時操作機器。這使“機器對人的異化”突破了工作時間的限制，進而填滿了整個24小時。
《摩登時代》中，以夏爾洛為代表的工人由地主的奴隸變成了機器的奴隸。
享受著數字技術與信息革命成果的現代人，可能也將變成“算法”和“系統”的奴隸。
馬克思曾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是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
不遠的未來，系住現代人的，可能將是看不見的數據洪流。
這是一個全新的“摩登時代”。
這是由“系統”構筑的無物之陣。
“系統”之陣
三篇新聞報道（帖子）還有一個有趣之處：三位作者并不是簡單的羅列事實，而是不約而同的秉持著批判反思的態度。這說明，此類現象已經發展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會如此密集的引起有心人的關注和警惕。
如前所述，這是移動互聯網、智能終端和各類app經過長足發展后，深度介入人們生產生活的必然結果，只不過因為今年疫情的影響，人們對訂餐、娛樂等需求顯著增加，相關問題才浮出水面，從而引發思考。
但是，曾有一篇新聞報道，對類似問題的關注和記錄遠遠領先于時代。這就是《南方周末》在2007年底刊發的特稿《系統》。
這篇報道從一名沉迷網絡游戲《征途》的女網友的視角出發，對《征途》游戲中隱藏的崇尚暴力與金錢至上的運行邏輯作出了如同魔幻現實主義般精彩的描述。
據說，這篇報道刊發后曾令史玉柱大為震怒，全文一度在互聯網上消失不見，使得整個事件更具有了一種卡夫卡式的荒誕。
2009年，作者曹筠武憑借此文獲得“騎士國際新聞獎”，當年獲獎者全球僅有3人。
《征途》游戲與三起新聞事件最大的相同之處是：成功的將人們的虛榮心與勝負欲轉化為驅動力，使人們心甘情愿的付出金錢、時間甚至勞動力，并以“游戲化”的方式貫徹在系統中。
“呂洋心里清楚，王位是真金白銀買來的。一套轉生150級左右的頂級裝備，平均要開5000個寶箱。按照系統繁復的裝備打造設置，要給一套裝備鑲上14顆星星，打開“靈魂鎖鏈”，鑲嵌補天神石，花費又在5000元左右。隨著等級的提高，原有的裝備又必須相應替換或升級。平均每升5級，裝備就要更新一套。這時的“女王”已經成了一位熟練的開箱工，日復一日地開寶箱，升級裝備，再淘汰，再升級……“后期主要就干這個事情了，”呂洋回憶，“不更新換代不行，不然國王很快就變菜鳥。””
而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同樣的場景再次出現：
“孫萍表示，在超時的懲戒之外，系統還用這種游戲化的評估方式，將很多騎手卷進了一個無法停歇的循環。“他們希望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一位騎手對她說，“我上個月已經是黑金騎士了，如果我想維持，我還需要832點，還有很多活兒要干。””
不同于前輩的述而不作，《外賣》一文借學者之口對這種夢魘般一再出現的現象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這種游戲化的包裝，不僅具備成癮的可能性，還巧妙地把騎手的自我價值實現與資本管理結合在一起，而游戲化的外衣，則為算法的剝削進行了普遍的、內化的、合理的解釋。”
我們不清楚報道作者在定下《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這個題目時是否有向《系統》一文致敬的意味，但可以客觀的說，《外賣》是繼《系統》之后對這類問題探討最為深入、影響最為廣泛的新聞報道。雖然相隔13年，但兩篇報道中閃爍的人本精神和時代憂思一脈相承、遙相輝映，這是兩代優秀新聞人的道義擔當與薪火相傳。
《系統》作者曹筠武（圖片來源于網絡）
《外賣》作者賴祐萱（圖片來源于網絡）
然而，13年過去了，“系統”對人性的控制和利用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更加純熟、更加隱蔽、更加廣泛，反而從線上走到了線下、從虛擬走進了現實、從網絡走向了生活；不僅沒有止步于游戲領域，反而與人們的衣食住行緊密相連，甚至決定著人們養家糊口的勞動所得。
“系統”的誅仙大陣已經布下，未來，人類有可能突圍嗎？
人類突圍
在那篇關于B站鋼琴區的帖子中，作者評論道：
“內容創作者的競爭日益激烈，幾乎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在竭盡全力吸引更多的眼球，而在這之中，軟色情無疑是最輕松且最容易見成效的選擇之一。”
作為短視頻平臺的代表，抖音的算法則是這樣的：
“首先允許視頻發布者附近的個別用戶能夠看到，根據這部分用戶的點贊率、播放時長、評論內容等數據，測算該視頻的評分星級，如果達到一定標準，就會向更多類似用戶推薦，如果數據沒有衰減，就會繼續推薦，如果數據衰減或者評星不高，就會減少推薦。”
這可能意味著：樂器演奏者的衣服之所以越穿越少，浮夸尷尬的短視頻之所以越拍越多，其實就是因為“深受用戶喜愛”。
在外賣騎手中，也存在著相同的邏輯：
“孫萍說，單項話語權是目前這套算法最大的問題。而在整個系統中，最無解的部分在于，在讓騎手們越跑越快的推手中，也包括騎手自己。”
“系統要求騎手越跑越快，而騎手們在超時的懲戒面前，也會盡力去滿足系統的要求，外賣員的勞動越來越快，也變相幫助系統增加了越來越多的『短時長數據』，數據是算法的基礎，它會去訓練算法，當算法發現原來大家都越來越快，它也會再次加速。”
真相越來越清晰：無論是基于生存欲望還是價值判斷，大眾的選擇向來都是“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眾并不無辜，而是“系統”的同謀。
有沒有可能，大眾通過選擇，扭轉這種局面？
比如，系統要求30分鐘內配送，但所有的外賣騎手都將時間控制在30分鐘以上，沒有人提前哪怕1分鐘，只要反復操作，按照算法的邏輯，不僅不會繼續壓縮，反而可能適當延長配送限時。
再比如，所有的樂器演奏者都衣著得體、舉止端莊，專心提升演奏技巧，或者在拍攝創意上出奇制勝，沒人想著打擦邊球，長此以往，視頻播放量也會良性增長，因為大眾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杜絕了擦邊球，自然就會被其它亮點所吸引。
又比如，所有的街拍達人都注重呈現自然美和真實美，或者使用富有創意的手法進行剪輯，或是引入精心設計的故事情節，增加短視頻的技術含量，沒人去攝制尷尬的街拍，只要長期堅持，各大商業街上有礙觀瞻的問題也一定會被解決。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上述情況中，如果有一名騎手提前完成配送，他就將獲得更多的派單和獎勵；有一名演奏者穿了短裙，視頻播放量就會幾十倍的增加；有一則短視頻暴露出低級趣味，帶貨量就會成百倍的上漲——其他人越是遵守規則，這種行為的獲利越是豐厚；系統搭建的平臺越大，吸引的騎手和演奏者就越多，他們共同堅守的可能性就越小。
這就是經典的“囚徒困境”，這再次提醒我們：人類的個體理性經常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不僅如此，在信息時代，各類系統平臺用戶和受眾的數量都極其巨大，這也使得“囚徒困境”更加難以破解。
更為嚴重的是，在“劇場效應”的作用下，此類競爭往往會進入一種惡性循環。
由此可見，在不引入外力的情況下，靠用戶與受眾自身力量突圍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但重要的是，這提醒我們，人的選擇是可以反過來影響系統的。
只是，這場漫長的博弈之路到底通往何方，唯有時間能告訴我們了。
后記
王安憶在《遙想手工業時代》結尾中寫道：“最要緊的是，人類在手工業時代發達靈敏的感官，將要或者已經走到了退化的下坡路。”
今日的人類，正在這下坡路上絕塵而去。
正因如此，“機器對人的異化”這類課題才更應引起人們的關注——機器、算法和系統恰恰可以令人類更好的認識自己。
如同沒有死亡就不知道生命的可貴，只有在機器面前，才知道血肉之軀的可貴；在算法面前，才知道自由意志的可貴；在系統面前，才知道人作為個體的可貴。
機器繼續轟鳴，算法不斷優化，系統仍在擴張。
《系統》中的呂洋，作出了下線的決定，便永遠沒有回來。
騎手們仍在飛奔，為了一個更好生活的可能。
我們也將作出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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